在穷尽法律适用之后，仍然无法作出判断的情况下，才有必要适用宪法，作出宪法上的判断。

[15]秦前红、叶海波：论立法在人权保障中的地位——基于‘法律保留的视角，载《法学评论》2006年第2期。第二，胎儿和婴儿生命健康权的特殊保护。

刑法将故意杀人、过失致人死亡、故意伤害、过失致人重伤等作为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，可见，刑法将生命权与人身自由权结合起来。2.我国刑事诉讼基本权利宪法规定的特征 与外国宪法详细列举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不同，我国现行宪法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只作一般规定，具体来讲是三个条文：第37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。第40条规定，禁止适用酷刑以及残酷的、不人道的、贬低人格的待遇或惩罚。在实践中，仍然存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讯逼供问题，结果造成错案的发生。法国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较为系统地表达了刑事诉讼基本权利，第8条规定罪刑法定，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通过并且公布的法律而合法地受到科处，任何人均不应遭受刑罚。

因此，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，在第12条中增加规定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，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。第三，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扩大与延伸。如《黑山共和国宪法》第95条等。

它是相对于实体控制而言的，后者强调行为的可预期性，以立法形式事先规范权力内容、压缩决策主体的裁量范围。1628年《权利请愿书》规定了国王不得动用军法审判自由民、不得以军队强行驻扎民房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对相关权力规范的基本范畴、制度原则、内在原理进行分析。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，谁就同那人外于战争状态。

自然权利也并不包括胡作非为、随意使用暴力的权利。前者是基于制宪权而衍生出来的，后者则是制宪权本身。

在政治社会产生之前，人们处于某种自然状态之中，这是一种人人相互为敌的状态。如《保加利亚共和国宪法》第84条、《捷克共和国宪法》第43条等。（2）在英国17世纪王权与议会的斗争中，本应戍国守边的军事权频繁地被用于国内的非法征税、镇压政敌。就后者而言，现代战争是以多种因素为后盾的，强大的武力如果欠缺国力的综合支持也会迅速陷入枯竭，它对战略发挥着间接却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
（3）随着英国内战的发生、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和光荣革命的胜利，资产阶级日渐认清常备军对民主政治的巨大威胁，通过1688年《权利法案》、1689年《兵变法》确立起议会对于常备军的支配地位。它集中体现在一部名为宪法、基本法或宪章的法律文件当中。如《捷克共和国宪法》第43条第1款规定唯有在国家遭受侵略或履行共同防御义务时，政府才能够对外派兵。[18]该条所列举的乌克兰总统之最高统帅权包括：（1）在国家安全和国防领域实施领导。

如《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》第89条、《俄罗斯联邦宪法》第87条等。（4）在遭受武装侵略的威胁或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，依法做出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的决定，以及关于实施战争状态的决定等等。

[61]由此，宪法上的兵役义务也成为扩大和保护自由的途径。而第20条规定政府支配行政机构及军队，第21条规定由总理领导政府的活动和负责国防。

[23][美]汉米尔顿、杰伊、麦迪逊：《联邦党人文集》，程逢如、在汉、舒逊译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，第351页。[60]王涛：《洛克的政治社会概念与自然法学说》，载于《清华法学》2011年第6期。这些动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只有首脑人物才会受到影响的动机，往往使他进行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非正义的战争。包括武装力量建设、战争的准备与实施、军事科学研究等。如《乌克兰宪法》第17条等。随后，英国宪法发展背后折射出的法治、民主价值经由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得以升华、传播。

（2）少数国家规定由最高统帅机关确定军队数额。这对后来军国势力逐步摆脱政府控制、制造战争事端操控国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[4][德]卡尔?施米特：《政治的概念》，刘宗坤等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25页。[48]参见[英]霍布斯：《利维坦》，黎思复、黎廷弼译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，第1页。

[2]主权的独立性、最高性、绝对性都涉及军事权的垄断——这使它获得了在一切内外纠纷中不惜以暴力贯彻自身意志、排除他者干涉的最后机会。如果将军事系统比喻为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，那么下一层级必须对上服从，而上一层级则逐层下令，总目标是将统帅的意志贯彻到底层。

所有义务都约束着（人类的）良心并有赖于与心灵相联结，以便我们不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，而是出于理性对‘何为正当的一种领悟来履行义务。我国八二宪法第29条也采取了类似规定。1689年英国《权利法案》明确了议会对军事事务的支配地位。这些权力规范是宪法原理在军事领域的投射，指向公民军事义务的内容边界、武力存在的正当性、军事暴力的政治定位、军事职业与文官系统的关系等重大问题。

这种规范方式的优势在于借由国家元首、政府首脑的尊崇地位发挥军队的最大战力，同时体现文官治军的宪法价值和制度安排。（2）非但没有限制军人的政治权利，还明确强调不得限制。

绝大多数国家采取这种模式。1215年的《大宪章》明确了国王征收免服兵役税的程序、数量，确立了非经议会同意不得额外征税、不得强迫骑士或者自由民服额外兵役的原则。

[45]参见[美]罗斯托：《宪法专政——现代民主国家中的危机政府》，孟涛译，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326-334页。第三，强调交涉过程的全程性、经常性。

[38]See Samuel P. Huntington,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: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-Military Relations, Belknap Press, 1981, p.186. [39]参见陈新民：《军事宪法论》，扬智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，第28-34页。注释: [1]辞书将军事界定为一切直接有关武装斗争的事项的统称。第四，军事组织、国防组织的法律保留。同样，由于兵役、国防物资的征集过程是行政性的，在最高统帅权、行政权都由文职政府掌控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明确。

[48]在此基础上，军事权同其他国家权力一样都是合众为一的过程。（2）领导国家安全和防御会议。

[60]从这个角度，执行自然法的兵役义务被赋予了某种道德努力的内涵，人类也被置于自然法阐释者、塑造者的积极地位之上。在非常情况下，最高统帅可以自行决定动武，但是事后必须经由议会批准授权。

而国防组织的设计又使得文职总统、文职国防部长容易被总揽军政、军令的参谋总长架空。武力启动在外部通过制造一定的敌对状态表现出来，形式层面的宣战权是它的延伸。